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

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


文/孙臣付

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加重“飞鹰”牌的,河南安阳自行车厂生产,虽然不是名牌,但在38年前的计划经济年代,能够买一辆这样牌子的自行车,确实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,任何物资包括生活必需品都是凭证供应的,如煤油、火柴、白糖等。谁家能有一辆自行车,就很了不起了。1975年7月,我考上襄城县双庙公社高中,当时家里很穷,根本不敢想买自行车的事情。我们大队距当时的双庙高中有五六里路,在高中学习的两年中,每星期上学和回去都是步行。当看到有的同学上学骑自行车时,我羡慕极了,心想家里要是有辆破自行车该有多好啊!

高中毕业后,我回到养育我20年的家乡。为改变家庭面貌,我发挥在校爱好写作的特长,拿起手中的笔开始搞业余通讯报道,给县广播站投稿,实现人生的价值。劳动之余,只要听说哪个大队发生有价值的新闻,就是不吃饭我也要徒步赶去采访,回到家里连夜写稿。第二天,我就扒大队的拖拉机趁车到县广播站送稿。当时,我大队有一辆大型拖拉机,经常去平顶山煤矿拉煤,正好路过县城,给我创造了进城去县广播站送稿的机会。可是,大队拖拉机司机知道我扒车的事后,怕我扒车不安全说啥也不让我趁车。我为了达到送稿的目的,就小心翼翼地趁他不注意时偷偷扒上车,到县城等车减速时迅速跳下去。有一次跳车后落地没有站稳不慎摔倒,好久才站了起来。由于没有自行车,进城送稿是多么难啊!

后来,这位司机看我写稿是走正道,就答应让我坐车,使我能够把采写的新闻稿件送到县广播站。从此,凡是大队拖拉机去平顶山拉煤,他都事先到我家问一问,看我进县城送稿不送,帮助我解决了送稿乘车难问题,直至1980年8月5日我家买了第一辆自行车。

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,我采写的新闻稿件陆续在襄城县人民广播站播出了,有的稿件还被市级以上报刊电台采用。那时稿费很低,每篇稿费少则五角,多则二三元。有了微薄的稿费收入,使我又看到了买自行车的希望。

当时,自行车、缝纫机还是计划供应,特别是上海产的凤凰牌、永久牌和天津产的飞鸽牌、红旗牌都得凭工业券才能购买,我们普通群众跟供销社和公社干部没有啥关系,根本买不到。只有安阳产的加重“飞鹰”自行车不是名牌能够买到,但价格也很高,每辆152元。为了早日买到自行车,我省吃俭用,到县域送稿带着干粮,从不乱花一分钱。

我投稿一年多时间,积攒了76元稿费,由于凑不够买自行车的钱,我只有望车兴叹。可想而知,作为出身贫穷家庭的我,要想买一辆不是名牌的自行车需要多大的决心啊。那时候,自行车在农村相亲找对象必备的“三转一响”中占着主要位置。(“三转”是手表、缝纫机、自行车,“一响”是收音机)一时间,我买自行车为筹钱的事陷入了困境。

父亲看出我的心思后,为让我外出采访出行方便,多写稿、写好稿,早出成果,不仅拿出当年卖谷子秤的32元钱给我添上,又到大队信用代办站贷款50元,和我一起到公社所在地—新村供销社门市部,给我买了一辆加重“飞鹰”牌自行车。当时,我和父亲都不会骑自行车,我们只好轮换着一人推一会,高高兴兴地推着自行车回家了。这一天是1980年8月5日,我终身难忘,至今我还珍藏着买这辆自行车的发票。时年我21岁,在邻居一位姐姐的帮助下学会了骑自行车,学习了两天,摔倒无数次,较为熟练后才敢骑车上路了。

自行车买回后,我如获至宝。先买了两盘黑塑料胶带,将自行车大梁、前钗、后座缠包得严严实实。每次骑后,总是将车子擦得锃光瓦亮。下雨天根本舍不得骑,有句话很形象:“晴天车驮人,雨天人驮车”。因为那时的路大部分是土路,雨天泥泞不坎,骑不成自行车。

有了自行车,我如鱼得水,采访、送稿方便多了,不仅经常骑车给县广播站送稿,有时,还骑车跑50多里路到许昌给许昌市群众艺术馆创办的《许昌文化》报送稿。当时,《许昌日报》还没有复刊。《许昌文化》报主编李伟森老师,看我一位农村青年写稿这么热心,不仅热情给我改稿,挽留我在他家吃住,还给我找写作书籍、送稿纸,鼓励我多读书、读好书,深入采访、积极写稿,走自学成才的道路。从此,李老师成了我的良师益友。后来,他下乡采风,两次专程到我家看望我,并给我们大队干部介绍我热爱写稿的情况,希望他们给我写稿提供一些便利。李老师的支持和鼓励,更坚定了我自学的信心,我写稿的积极性更高了,平均每月在县广播站以上新闻单位发稿20多篇。随着稿费收入的增加,我手中有了一定的积蓄,就及时归还了大队信用代办站的50元贷款本息。我又到乡邮电所订阅了《河南农民报》《河南科技报》《河南青年》《奔流》等报刊,坚持不断学习,从中汲取营养。由于有了自行车,我的写作水平提高得很快。

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没少为我出力。我通过写稿改变了命运。开始,大队领导看我经常在县广播站发稿,认为我小有名气,提拔我担任大队团总支书记,并负责管理大队图书室。接着,公社改乡后,双庙乡文化站把我抽到乡里专门从事《双庙乡志》的编纂工作。

1986年9月,我的这辆加重“飞鹰”牌自行车,伴我风风雨雨6年后,实在不能骑了,我又到县城大十字街百货大楼花219元买了一辆天津产的“飞鸽”牌自行车。那时,随着改革开放,名牌自行车已敞开供应,不再凭证购买了。

到了20世纪90年代,因孩子上学也需要骑自行车,家里4口人,我又先后购买了三辆自行车。后来我通过写稿,走进了襄城县人民广播站,当上了记者。1998年8月,经文友古西岭先生推荐,我又到襄城县农村信用联社办公室任内刊编辑,至目前已编辑出版《襄城农商银行》报148期,用文字架起了农商银行与外界联系的桥梁。

39年来,无论从事何种工作,我一路走来,与自行车相随相伴,不断前行,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用。年年获得“优秀通讯员”荣誉称号,先后当选为政协襄城县委员会第八、九届政协委员,并被襄城县人劳局聘用为干部。由于我文学创作小有成就,不仅当选为襄城县作协副秘书长,还被河南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。

近年来,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,我家里不仅添置了两轮电动车、三轮电动车,还购买了一辆小汽车。虽然出行方便了,但我还是非常怀念那特殊年代购买的第一辆自行车,是它伴我走过了艰难的岁月,创造出了幸福美好的生活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,“幸福是奋斗出来的”。

一辆小小的自行车,不仅记录了国家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,也承载着普通百姓太多的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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